1987年8月底，我拿着薄薄的一纸录取通知书，背着行李，从温州的麻行僧街借码头坐上轮船，摇摇晃晃22个小时，抵达公平路码头，再转两次公交车，大汗淋漓地赶到上海医科大学报到。上医的校园不大，但有一种严谨端方之美。当第一次看见庄严的红楼——东一号楼时，初来乍到的我，被那份气派庄严震撼了。
在上医这个校园，眨眼就过了近40年。时代变迁，红楼对面的草坪没怎么变，和我入校时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添了一座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的雕像，这是对中国首个国人自办顶尖医学学府创始人所应当的纪念。很遗憾，我们曾经淡忘过他，我20世纪80年代入校时，就不太听师生们讲起他。现在他的名字随着岁月流淌却越来越熠熠生辉，被一茬又一茬上医人以及更多的人反复追忆、由衷致敬。今年，是中华医学会创会110周年，这个学会正是他在1915年与另外一位传染病史上的巨擘伍连德先生联合创建的。颜福庆先生有一种低调的伟大，不管他自己是否被认可，他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影响了无数后来的医者，特别是在这所医学院毕业的我们。
展开剩余89%20世纪80年代的东一号楼
追忆与缺憾
我入校时的校园，除了红楼仍是校园最亮眼的风景，更有新中国时期建设的公房，笔直方正，彼此倒也显得融洽和谐，并不碍眼。备战年代的防空洞，也还在用，改为地下招待所，那里冬暖夏凉的通铺上，睡过千里迢迢来看我的父亲。
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流行交谊舞。周末，体育馆舞曲喧腾，医科院校女生多，隔壁的上海交大和其他院校的理工科学生就常常过来。因为脚步笨拙，我只能心生羡慕而很少去凑热闹。当年的舞场，今天已经成为实验动物大楼。不光是我，那时的同学多是小镇或乡村子弟，大家的家境都不宽裕，也就没有什么娱乐，都以苦读去杀时间，来平衡对未来的惶恐。记得当年从四川涪陵农村来的秦智勇与我一样“土气”，刚来校时，也一样有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如今，他是我国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的著名神经外科专家，老练善谈，但仍能让你感觉到和当年相比没有变过的赤子之心。
最难忘是八号楼——被我们称作“通宵教室”的它彻夜灯火通明，可以说是同学们追赶未来的“演兵场”。多年以后，如今执掌国家卫健委与国家疾控局的两位领导，他们的研究生岁月曾在此楼中激情燃烧。上医的食堂，饭菜虽品种不多，但五分钱的青菜、一毛五分钱的炸猪排、二分钱的馒头，迄今记忆犹新。饭后的陋室高谈、四国大战、偷偷关起门搓搓的小麻将，都是繁忙学业里的珍贵喘息。
校园周末冷清，上海的同学大多回家了。我有时会去东院区的小花园逛逛。那时候校园唯一小资的地方，就是东院区的小花园和草坪后面的小树林。20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气功热，我也装模作样跟着大师去“练气”，终是徒劳，只得悻悻作罢。后来，这片园子连同草坪都消失了，立起了生物医学研究院的明道楼，与对面的治道楼遥相呼应。两楼间的那条小路，在我毕业后挂上了“陈同生路”的铭牌——于是我才第一次知道另一位老校长的名字，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原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医的“守护者”。陈同生和颜福庆先生可以说心心相印，千方百计留下了上医，没有全部内迁。我现在常常想起陈同生校长，想起颜福庆先生，没有他们，也就没有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自然也就没有我们这批上医的学生了。然而，经过一段特殊岁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忘却了他们，至少在我就读的20世纪80年代，极少有人提起他们的名字，这是我就学期间的一个缺憾。
诊断艺术的绝响：
用指尖倾听器官的啜泣
我最难忘的，是上医风骨峥嵘的先生们。
身为20世纪80年代华山班学生，有幸目睹过感染科泰斗戴自英教授查房的凛冽风采。大家常忆及他瘦削的身体裹在白袍里，思维特别敏捷，旁征博引，注重细节。我来到华山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很少查房了，我们年轻医生有时会到他家去请教问题，也陪他下棋、说话、解闷。这样的他，已经是一个慈祥的老头，当时学成归国的飒飒英姿，只能在他家中的老照片上让大家啧啧惊叹了。他是英国牛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洛里（青霉素发明人之一）的学生，归国创建了华山医院感染科。记得一位学长说起他查房的一件轶事。某日，众医困于高热疑症，他指节轻叩病历：“查查疟原虫。”血涂片现环状体的一刹那，满室寂然，望向戴先生的目光满是惊佩。学生追问玄机，先生只抛下淡淡一句：“发热待查，先想常见病，再想罕见病。患者患病前曾去中国疟疾仍高发的南方边陲出差，别忘了，疟疾仍然是我国常见病。”他又补充道：“对不明原因高热，需警惕貌似罕见、实属常见的疾病，疟疾即属此类。”
这“神探”般的鹰眼，更在我的导师翁心华教授手中接力传递。我在华山医院感染科实习之际，翁师还是中年人，已经誉满感染病领域，尤精发热疑难杂病诊断。一日，他叩诊西北返沪知青睾丸肿热一症，仅凭“牧场”二字便锁定布鲁氏菌病，经血培养印证，举座皆惊，他仍淡然如常：“病史即密码，细节是钥匙。”须知，这是上海确诊的第一例布鲁氏菌病。
大师级医生的“绝招”，就是能够诊断出自己从未见过的疾病。
我进入华山医院做实习生的时候，很可惜我国内分泌宗师钟学礼已经不来医院查房了。但行业内都是他的传说。他在1980年主持中国首次大规模糖尿病普查（覆盖30万人），首次确认中国糖尿病患病率为0.67%，远远低于西方。但钟师推翻了“中国人不易患糖尿病”的固有认知，前瞻性地提出中国人在营养改善后糖尿病必定骤增。当时，我想考内分泌的研究生，选择了在这个病区再实习。资深研究生李益明（现在的内分泌科主任）则是高年住院医生。他常会提起钟先生的往事，说他查房见病人足部溃疡，必屈膝蹲身细察，任白大褂拖了地沾了尘。钟先生常说“血糖仪会说谎，病人的脚才说真话”，要求年轻医生用手去摸病人足背动脉：“你手指感觉到的搏动，比多普勒报告更真实。”
当时我去儿科医院实习的时候，老院长宁寿葆先生还常来查房。他会习惯性地用手心捂热听诊器的胸件，俯身靠近患儿，眼神专注而柔和。宁教授听诊心脏时，仿佛不是在用仪器，而是在用他积累了数十年经验的“金耳朵”直接与心脏对话。他能分辨出常人难以察觉的细微杂音、心音分裂、强度变化、传导方向。他能通过听诊初步勾勒出心脏畸形的轮廓，这份功力让在场的学生们叹为观止。
追念起来，那的确是诊断艺术最后的黄金时代，几乎已成绝响。
以书生肩巨鼎：
从西征到西迁的义无反顾
最近去新疆出差多次，不自觉就被一部新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所吸引。追剧时隐约看到一道历史暗线穿透上医的长廊——当年执教过我们的解剖学家左焕琛院长，竟是左公宗棠的第五代孙。她的父亲左景鉴随上医副校长、华山医院院长钱悳教授“提箱西迁”、创建重医的拓荒壮举，仿佛是左宗棠西征新疆植柳三千里的当代回响。左焕琛老师执掌基础医学院时，以解剖刀精心雕琢医者匠心。后来，她主政上海医疗卫生事业，任上海市副市长，更将医学拓荒精神植入城市命脉。
由此，不得不提令我们上医老专家一直念兹在兹的钱悳教授，他也是我们华山医院老院长、中国著名感染病专家。抗美援朝时，他就随志愿军出征；1956年，年届半百的他，更率四百余上医师生，携简陋设备西赴重庆，在荒山上白手起家创建重庆医学院。为了国家与大众健康，上医的许多大师级医者，总是“提着箱子就出发”。左景鉴先生亦在其列，他是中国著名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上海医学院1937年毕业生（当时在南京大学读医学预科3年，再转至上海医学院就读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原华山医院副院长，为中国腹腔镜外科先驱，20世纪50年代首创门静脉高压症分流术式，曾任重医附属第一医院首任院长。
依据《重庆医科大学校史（1956—2006）》及相关材料记录，当时随钱悳教授西迁的其他著名教授还有陈世騠（生物教研室主任、重医基础医学院创院院长）、王鸣岐（创建重庆医学院呼吸内科）、内科学专家李宗明（创建西南首个消化内镜中心）、外科学专家吴祖尧（骨科创始人、我国提取生物骨基质蛋白（BMP）用于骨折愈合第一人）、儿科学专家郑惠连（创建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病学专家刘约翰（建立我国西部地区首个传染病与寄生虫病研究所）。这则当今罕为国人知晓的西迁故事，义无反顾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牺牲，多少人生的跌宕，但换来的是遥远的西部医疗事业的蓬勃与更多人生命的希望。
梁启超曾云：“五千年中国将吏，西征伟绩无过左公。其精神不在战功，而在以书生肩巨鼎，向绝域播文明。”当时上医先贤，为国家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西迁精神”又何尝不是呢？
院之旗兮飘扬：
千万人托命与医者精神
入学时恰逢上医60周年校庆，上医的校长是肝癌大家汤钊猷，是当今我国著名肝癌专家樊嘉院士的导师。那时少年懵懂，未知其贡献之卓著，只记得有一张他与总设计师邓小平共餐的照片，与1956年颜福庆先生同毛泽东主席合影的位置何其相似——都安静地坐在领袖的左侧。很惭愧，当年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于共和国居功至伟的专家，只是单纯地对上医在医学界的顶尖地位充满朴素的自信。然而，这份源于上医精魂的自信，在日后行医的坎坷颠簸中，竟成了最坚实的内心支撑。
这自信的根，深扎在我们上医的校歌中，那是黄炎培在被颜福庆先生和董秉奇医生救治并出院三天后为上医所作：“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勖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是的，千万人托命，医者必须无畏，哪怕只为上医的院旗增一缕辉煌。
这自信的根，深扎于颜福庆先生拓荒的土壤。他早年留学，学成归国后却以更包容的视野，开创“医学为人群服务”的自主办医之路。1927年建校之初，他便规定学生必至卫生教育基地实习一月，并创建吴淞卫生模范区，令预防医学思想深植人心。他推行两级制医校，上医作为大学医学院，专育师资，学制六年，兼顾医者“量的增加”与“质的改善”。这种“医防融合”的早见，比世卫组织提出“初级卫生保健”，早了近半个世纪。今天，我们贯彻“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其精髓不正是颜福庆先生“为人群服务”理念的遥远回响？
这自信的根，也深扎于上医一路传承的医者精神。颜先生立校建制，新中国成立后守护上医的，则是陈同生校长。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亦护住了学府的根基。1955至1968年他掌校期间，公认是上医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医疗、教学、科研实力冠绝全国。1956年国家首次评定一级教授，上医（时名上海第一医学院）独占16席，他们是：陈耀真（眼科）、钱悳（传染科）、张昌绍（药理）、徐丰彦（生理）、谷镜汧（病理）、林兆耆（内科）、杨国亮（皮肤科）、王淑贞（妇产科）、郭秉宽（眼科）、吴绍青（肺科）、胡懋廉（耳鼻喉科）、荣独山（放射科）、苏德隆（公共卫生）、徐苏恩（儿少卫生）、张鋆（解剖）、沈克非（外科）。数量居全国高校第二，仅次于北京大学。
正如清华梅贻琦校长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结语：医者的宿命与力量
回望来路，30余载烟云过眼。旧照泛黄，同窗或成名医，或已星散；先贤们更是多半鹤驾西归。偶尔凝视照片里青涩的自己，竟觉恍惚——解剖室里那个战战兢兢的小镇青年，当真是我吗？上医融入复旦，旧址几番更迭，但在我心中，我的上医永远是红砖衬着白墙的清隽端方模样，永远回荡着先生们穿越时光的耳提面命。颜福庆“为人群服务”，至今回应着“健康中国2030”基层医疗战略；戴自英“诊断如破案”在AI时代仍提醒我们勿忘临床思维；苏德隆“无掌声的战场”仍在诠释新一代公卫人的沉默奉献。
今天的东一号楼
医路浩浩汤汤，生死悲欢寻常。“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可惧！可惧！医日新兮，病亦日进”——悲欣交集、喜惧交迭，是医者的宿命，也是医者前行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源头之一，就是在上医的那段求学岁月，刀凿斧刻，刻骨铭心，且历久而弥新。
文｜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
图丨复旦上医
本文刊登于《复旦人》第43-4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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